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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从传世的古代文物来看，唐代以前尚未见有伪品出现，唐代开始出现法书方面的伪品。古器物作伪，就传世文物看，乃自宋代始，这应该是宋代好古之风兴起的结果，有追求古器的人，就会有牟利之徒不惜作伪欺世。由于伪品出现，鉴定家也相应产生了。最早鉴别唐琴伪品的实例，是南宋岳珂在李奉宁家看出名为“冰清”的伪品，指出腹款所书唐代年号有避宋帝名讳的问题，肯定了这张琴虽然断纹很古，但确是一件伪品，在座的赏鉴家无不折服。虽然鉴定古琴之学从南宋就已开始，宋元明人也留下了许多记述，但一直到清代初期，古琴家才提出“唐圆宋扁”的形制区别。民国初年，九嶷山人杨宗稷著《琴学丛书》，才较广泛深入地阐述了鉴定古琴之学，并刊行于世，为发展古琴鉴定学提供了重要资料。今天，将杨宗稷视为古琴鉴定学说的奠基人，无疑是恰如其分的。
传统鉴定古琴法的准确程度问题
古琴鉴定之学除见诸文字者外，过去在古琴断代方面还沿用着流传已久而又不成文的鉴定方法，其着眼点有的是款字题跋，有的是形制断纹，有的是漆色木质，加之声音的优劣，仅凭其中两三点就可作出定论。这种鉴定方法自然有一定的道理，不可轻率地加以否定，而且这些又的确是鉴定传世古琴不可忽略的方面。不过，仅凭这几方面断定古琴的年代，有时可以完全准确，有时只能是部分准确，有时则是完全错误的。以李伯仁旧藏的“独幽”琴为例，它有“太和丁未”四字腹款，池下有“玉振”印，尾托上刻有李伯仁的题识，记述了它的流传和九嶷山人的题句，明确它是晚唐文宗元年的作品。其造型为极少见的“子期式”，断纹为蛇腹间牛毛纹，栗壳色漆，木质、声音均古。根据这些方面，确定它是一张唐琴没有错，说它是一件鸿宝也没有错。再如诗梦斋旧藏的“九霄环佩”琴，背有“包含”二字大印，其造型为伏羲式，小蛇腹断纹，栗壳色漆，木质、声音均古，凭这些方面断定它是一张唐琴也没有错，但不能因为背上还有黄庭坚、苏东坡的题句，就肯定它是曾经北宋苏黄鉴赏过，因为这些是后刻的，是伪作。又如查阜西先生旧藏的雷威款“幽涧泉”琴，原为大兴冯恕所藏，其子大生曾学琴于黄勉之之门，因而雷公琴幽涧泉遂为当时琴家所称道。琴为仲尼式，较常琴略短，琴面弧度较圆，有“雷威制”三字腹款，通身发波浪纹间梅花断，漆下有葛布地，桐材甚古，发音雄宏松润，为阜西先生藏琴之冠。先生终日弦歌未尝暂离，巡回演出亦携以相随，见者咸称赏此雷公琴不已。先生返京后因琴两侧胶合处开裂，惧其损坏，因付蕉叶山房张莲舫为之修合，修毕原音俱逝，成为一张按音不入木的哑琴。数年后乃赠与溥雪斋先生，遂重新为之剖修，得见腹内项间有墨书四行腹款：“祟祯甲戌夏日，绣谷刘师桐，仿唐雷威制于琴川松弦馆”22字。这张长期被视为雷公琴的“幽涧泉”至此真相大白，它原来是明末制品。可见，仅凭形式、款字、木质、断纹、声音和传说来鉴定传世古琴，可能出现完全不准确的情况。凭这几方面鉴定古琴，遇见真唐琴就对了，遇见真唐琴上有伪刻的题铭就不能全对了，而遇见伪唐琴就完全错了。所以，凭上述传统的鉴定方法，给传世古琴作出真伪的定论很难准确，因为传世唐琴的数量确是不多了。
关于宫琴与野斲的问题
传世古琴概括起来存在着两种不同的风格：第一种是经过与唐琴标准器比较确定下来的真正唐琴。标准器共有3件，第一张是清宫旧藏朱漆隶书至德丙申款的“大圣遗音”，第二张是李伯仁旧藏刻太和丁未隶书款的“独幽”，第三张是诗梦斋旧藏的“九霄环佩”。这张“大圣遗音”与锡宝臣旧藏九嶷山人定为鸿宝的、刻至德丙申隶书款的“大圣遗音”风格特点完全相同，它们无疑是中唐琴的标准器。“独幽”也被九嶷山人定为鸿宝之一，其浑厚不及“大圣遗音”，工艺特点与中唐琴相同，有晚唐年款，自是晚唐琴的标准器。“九霄环佩”的工艺特点无不与至德丙申款的中唐琴相同，而浑厚过之，且又经古琴家、音乐史家认定为盛唐雷威之作，腹槽特点亦与宋人的记载相合，把它作为盛唐的标准器是不成问题的。以这三张琴作为标准，经过对比，在所见传世古琴中与之风格特点相同的盛唐琴有 3张，中唐琴8张，晚唐琴5张，共计16张。其中朱漆的3张，黑漆的4张，其余都是栗壳色漆。这些特点相同的琴，绝大部分都是过去的古琴家已经肯定了的唐琴，不过他们是将这样的琴定为宫琴，即唐代宫中的御制琴，对于与之风格不同的琴，仅仅凭腹款题跋、木质声音、断纹漆色、琴面圆厚而又久经传说者，一律定为唐琴中的民间野斲，即唐代的商品琴。唐琴究竟有没有宫琴与野斲之分?它们的区别究竟在于何处?这是鉴定唐琴必须分辨清楚的问题。
从上述与标准器风格特点相同的唐琴来看，它们的式样并不统一，即便是一种样式的琴，在某些方面也并非完全一样。如汪孟舒先生所藏的“枯木龙吟”与原李伯仁旧藏的“飞泉”，两者都是“连珠式”，且都是晚唐琴，但放在一起就可明显看出二者在某些部位的宽窄上有所不同。再如锡宝臣旧藏的“大圣遗音”与上海吴金祥先生所藏的“九霄环佩”，二者都是伏羲式，造型完全相同，且都是至德丙申款的中唐宫琴，而它们的腹款一个是刻的，一个是朱漆写的，其铭刻也不相同。九霄环佩题名是篆书，池下大印是“清和”；大圣遗音题名是行书，大印是“玉振”，而且池旁还刻有四句隶书铭文，可见同时代的所谓宫琴也是各不相同的。今天经过研究，在这16张风格特点相同的琴中，既有宫琴，也有野斲，即当时的商品琴。这样说，二者又区别何在?它们的区别主要是在腹款上。从宋人记录的唐代雷氏琴腹款来看，其内容包括年月、作者和制作地点，亦有一种是仅仅记了一个地名的，可见当时民间制作的商品琴腹款体裁如此。而这种腹款多为墨笔书写，古代的墨书腹款流传至今，字迹已经模糊不能辨认，而成为一张无款的唐琴了。如李伯仁旧藏的“飞泉”，在《今虞琴刊·古琴征访录》中还记有一行墨书“古吴汪昆玉重修”款，而今过去了半个多世纪，虽然反复观察，琴腹中的这行款字却已踪迹皆无，这证明墨书腹款年久的确会湮灭无存的。这种无款的唐琴，才是真正的唐琴野斲。
另外，在风格相同的16张唐琴中，4张有隶书四字腹款，3张是至德丙申，1张是太和丁未，这种腹款仅仅记下了一个制琴的年代。其中至德是安史之乱，明皇幸蜀，太子即位于灵武后所更年号，丙申即肃宗至德元年；太和是文宗年号，丁未即太和元年。带有这种腹款的琴，显然是新皇帝即位之始制造的乐器，应是宫琴无疑。再从这16张唐琴背面的铭刻来看，除两张后漆重刻和一张宋人所刻外，有铭文者仅4张，其余都是池上刻名，池下刻一方大印。在4张刻铭文的琴中，四句的占3张，八句的仅1张。四句的第一首是：“巨壑迎秋，寒江印月。万籁悠悠，孤桐飒裂。”第二首：“峄阳之桐，空桑之材。凤鸣秋月，鹤舞瑶台。”第三首：“大圣遗音，浑然天成。万籁悠悠，神骇鬼惊。”前两首都刻在有“至德丙申”4字腹款的“大圣遗音”上，第三首之琴虽未见腹款，但铭文内容、风格和气派亦与宫琴特点相合。另一首八句铭文则为：“高山玉溜，空谷金声。至人珍玩，哲士亲清。达抒蕴志，穷适幽情。天地中和，万物咸享。”这些铭文都是原刻，而八句铭中的“至人”、“哲士”、“达”和“穷”，显然不是宫琴铭文所宜有之词，而且它恰又刻在李伯仁旧藏的唐无款“飞泉”之上，从而更加证明无款确是唐琴野斲的标志。前人把以上具有相同特点的琴定为唐琴，称之为“鸿宝”，是完全正确的；而把它们不加区别地笼统定为唐代宫琴，则无疑是不正确的，因为还有商品琴(即野斲)在其中。过去古琴家定为宫琴的唐琴，实在是传世古琴中的真正唐琴。